(一)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

一统天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国人心目中，统一是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统一是常态，分裂是变态。

因为春秋无义战，没有对立的政权至少没有大规模战争。

所以，即便代价巨大，统一依然占据道德高地。

历史教科书上总会讲，分裂以后，小国寡民如何痛苦，然后怎样出现统一的趋势，然后这种趋势是符合历史潮流，是进步的。

动了谁的奶酪谁都会拼死抵抗，天无二日，地无二君，但是，为了统一，代价也只是代价。

秦统一六国，虽然白骨累累，却为嗜杀的嬴政赢得了“千古一帝”美名，然后，西晋、隋、元，和秦一道，并列为四次大统一。

哪怕像西晋这样短促而暴戾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因为短促统一的历史功绩，在漫长的历史中，也谋得了一席正统地位。

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无功掌权的皇族，弑君篡位，骄奢淫逸，毫无建树。

整个司马家族仿佛被诅咒了一样，整个族群互相残杀，而且是一种为敌报仇式的，司马家族几近灭族，愚蠢疯癫而又残酷的自相残杀，是第一个被外族灭国的王朝。

皇帝家族这样凶残，能指望对百姓多好吗？

一个没有民众基础，而又不停内斗的王朝，不过是坐在火药桶上的空中楼阁，能维持现状，已经是要向天打卦、老天爷保佑了。

但是这个德不配位的王朝，却要学别人搞“清一色”，排斥“平和”，赢者通吃的思维下，多少觊觎者吊民伐罪，最后，玩死了自己。

国就是家，君就是父，君臣父子，伦理血亲重于法理逻辑的土地，必然诞生大一统这个思维。

大一统的观念，所谓国家，就不仅仅只是疆域统一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因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一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就是上下的政令必须统一。

秦统一，废分封而置郡县，书同文车同轨，手段多样，目的一个：政令一统。

曹阿瞒挥师南下、符坚草木皆兵，大家打来打去，也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三国中最弱的蜀汉，国力早已不逮，却偏要自不量力，六出祁山，一统汉朔，死而后已。

最怂为啥还不断挑衅，嫌活的太长吗？不是，蜀汉有一个站在道义高地上的目标：大一统。

赵匡胤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憨睡。

以至于，在国人的观念中，假设有哪个政治人物是违背这一方向，会被一概贬之为“逆潮流而动”，会永远把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二）

苦心孤谐的大一统，这里面渗透的，是一种很典型的中国式传统思维。

打麻将赢得“清一色”，还是妥妥的“和了一把大的”呢。

其实，三观不同，不必强融。

在这种大一统观念主导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显得尤其微妙而策略。

历史两条主线，相权皇权的斗争、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斗争，最后都是以前者被踢出局而告终。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上只有一个皇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一是必须的。

怎么统一？可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一讲这么简单。

首先，中枢可以直接指挥地方，权力必须成功延伸到体制的神经末梢，不能有丝毫梗阻。

据说，战争时期，常先生打仗瞎指挥，就是自己经常能亲自打电话到营团这一级，扰乱前线最高指挥的部署。

和平时期更是这样，一条攸关大政方针的原则与制度就是：对于常态的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必须是中央，地方无从置喙，只有中央王朝可以让地方官随上随下了，因为这才意味着国家是统一的。

否则，虽然表面上国家形式一统，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种类似西方“联邦制”的状态是合理的，只能定性为“地方割据”。

比如，大唐后期，朝廷调动不了藩镇；再比如，民国时期的常先生，无法染指山西阎老西广西李宗仁的官帽子。

治国先置官，中央没有任免地方官员的权力，意志贯彻不到体制的神经末梢，就不算大一统。

也就是说，在传统意识中，大一统是与中央授官制联结在一起的考量指数，一旦中央失去了对地方官员的权威、“政令不出未央宫”，刘邦还是刘老三， “国将不国”。

可是，刘老三毕竟不是真的是他妈和龙生的，精力有限，疆域太辽阔了，地方官员多如牛毛，天高地远，而刘邦又远在未央宫乐呵，鞭长莫及，如何去有效管理官员呢？

（三）

一个出《资治通鉴》的土地，办法总比困难多，管理任免地方官员，历代王朝在不断实践中，其实积累了很多制度安排上的智慧，通行的做法有三：

其一，最直接的就是地方官员任期固定制。

只有皇帝是终身制，地方官员的任期是有明确的任期限制的。而且，秦商鞅以后，贵族世袭也被取消，皇权去除了一个潜在的对手。

秦制，要做官必须有军功；科举制下，更是要做官必须考试。

这种管理很套路，也考量了人性，因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容易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形成威胁。

西晋时明确有地方官员“六年一任”的制度；南朝改为三年，这种制度为以后数代效仿。

北宋规定，地方官任期为3年、“三年一易”、3年任期满即走。严格地说，宋代没有真正的地方官，地方官多为临时差遣，任满3年就得离开任地，而且不准本地人在本地当官。

这种短期任命制，完全是将地方官的权力紧紧握在朝廷手中，官员随上随下，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在地方建立起强权，影响中央权威。

其二，是回避制。

这个制度设置，它的用意是说，防范地方官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裙带风。

本地人本地做官，各种资源交换勾兑方便，古时又非常重伦理宗族，容易形成一个以地方官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即便离任了都能遥控，极端一点就搞成汉代那种地方豪强，威胁中枢。

过去的中央政府，预防措施就是回避制。

隋朝明确规定，加强回避制，规定地方官不能由本地人出任，宋代明确规定，不准本地人在本地当官。

这一点，为此后历代王朝沿袭下来了。

其三，前面两项显然还不够，只是预防措施。中央王朝为了止住弊端，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巡视制度。

历代王朝，对于地方官员，基本都有一个监察及监视的考核程序。

秦朝初创三公制度，就在中央设置了御史大夫这个监察和弹劾机制，在地方，有相应的督责部门，从而使得上级监督下级，平级相互监督，副职监督正职等等。

而且，中央朝廷还会时不时地派出特使，对地方官施行监察，民间俗称的“钦差大人”，更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了。

历代沿革。最厉害和名气最大的就是明朝，什么东厂西厂锦衣卫，说白了都是直接听令于皇帝的特务，直接监察官员及地方官。

三道防火墙隔离，中国历史几千年，地方及地方官作乱的，其实微乎其微。

设想一下，觊觎者想要割据，必须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中央混乱、朝廷威权扫地、与地方发展机遇。

没有召唤神龙齐全七龙珠，根本不可能。

从历史看，中国的王朝，地方的离心力是一直在递减的。自宋结束了五代割据局面之后，元明清都是大一统的，实际上是再无地方官员长期割据一方，让中央无可奈何的成例了。

这里面，没有使用武力，没有压迫，是利用机制自然而然达成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