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 这是一则长期流传在四川的民谣，据传隐喻的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一笔巨额宝藏。

长期以来，四川民间就有传言，张献忠在覆灭前，将搜刮来的大量金银沉入江底。

谁能解开这个隐喻，就能找到这些宝藏。

揭开这个隐喻，就好比阿里巴巴找到了“芝麻开门”宝库的钥匙，巨额财富就在眼前。巨大的诱惑，三百多年来，摸金校尉之流接踵而至，试图寻找这巨额宝藏，结果却均以失败告终。

宝藏的传说，仅仅是川人涮火锅打麻将之余摆摆龙门阵的笑谈，还是这笔宝藏真的存在，令人怀疑。

但是，天量的财富，依然激起了人们好奇心。

实锤来了，2017年1月，一贯冷僻的考古学界一项重大发现迅速成了热门话题：堪称“世界级的考古大发现”的四川眉山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轰动一时，出水文物超过10000件，“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得到证实。

白花花的银子，大量的金银珠宝出水，人们疯狂了。

但是，这白花花的银子后面，其实，是累累的森森白骨，普罗大众们关注的是天量的财富，沉重的历史伤痛谁愿意去触及呢？

一切都可以娱乐至死的时代，金钱拜物教的三观下，闪闪发光的只是金子，仅此而已。

历史就是这样悲哀的反复循环，人们是健忘的，“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遍小烧烤”，今朝有酒今朝醉，吃喝玩乐爷有钱，成了普遍的价值观，血淋淋的历史可以选择忘记。

张献忠在四川，的确有许多难解之谜，最大的谜可能就要算所谓的“张献忠剿四川”了。

长期以来，在政治正确的圭臬下，农民起义的残酷滥杀被有意无意的无视了，某些恶魔一样的人物，被打扮成救民水火的大英雄。

教科书上对农民起义，一概褒之反封建的进步性。这样的设定，那么，再去探讨农民起义的消极因素，即便严谨的历史工作者也视为畏途，所有的历史本质上是当代史。

上个世纪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描述李自成的成功轨迹，实际上暗示了李自成是以商洛山为根据地，积蓄力量，由小到大，农村包围城市，短短几年内从胜利走向胜利。

怎么样，你还敢质疑伟大的农民起义吗？

然而，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四川，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勤劳的民众、都江堰的水利奇迹，使得在成都平原的耕作，丰歉由人莫问天，这对于大多数地区靠天吃饭的条件，是好的不能再好的生存环境了，巴蜀儿女，原本安居乐业并非难事。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从大宋抗元到川人抗日，每每华夏有亡国之危的时候，川人往往出力最大、抗击最烈，却也屡次三番遭屠戮最惨，民间感慨川人从未负国，国却无情于川人，嗟叹！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学者考证，单是成都，历史上就经历过三次大屠杀。

第三次便是张献忠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入城后，张献忠命令部队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大屠杀是停止了，小屠杀天天有，每天小杀百余人，以此树威。

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出现了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到满清开始湖广填四川时的不足六十万，四川人口锐减了90%。

就是说，明末清初，四川确实出现过人口大量骤减的事实，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

当时四川人口的锐减，张献忠难辞其咎，经张献忠之乱，加上后面的各种战乱，蜀地基本为之一空。

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

对于张献忠屠川的说法，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持相反意见的特别强调：这是满清对张献忠的诬蔑。

虽然《明史》是史学界公认的良史，但是，毕竟是清廷主持编订的，它所记载的张献忠屠川的史实受到质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真相是什么呢？

第一，大量的野史、笔记，尤其那些拒绝入仕、对满清拒不合作的明代遗民的记载，不会去主动粉饰满清的历史，应该极大可能证实确实存在着张献忠屠川这一事实。

《平寇志》，是明末遗民彭孙贻所作，该书作者终身拒绝仕清，并且该书在满清的文字狱中，屡次遭到满清的查禁。该书证实，张献忠在入川之前就嗜好杀人，书里记载了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事：

“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

这位八大王嗜杀的秉性，可见一斑。

第二，满清屠戮四川，然后栽赃张献忠？满清要污蔑张献忠屠川，那还得先收买洋人才行。

耶酥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曾经充当过张献忠的顾问。这俩传教士一直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暴行，他俩讲四川的见闻，被集结为一本书，《圣教入川记》。

张献忠本人具备了屠川的理由和动机，何况记录者更是和清朝八竿子打不着的洋人。

这本书经法国人整理后，在民国年间，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刊印，从作者到时间都不可能被清朝的势力所篡改，也成为了张献忠这个屠夫的极有力的罪证，为张献忠“罪恶累累”的屠杀提供了极具权威的佐证。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司铎这样描述道：

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不久，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

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

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

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书中记载张献忠屠川：嫌妇女阻碍行军 一日杀40万！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

疯起来的时候，自己的部下也杀，书中说，“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第三，从资格上来说，张献忠也绝对排不上号被满清污蔑，要污蔑农民军也轮不到张献忠。

李自成才是清廷最大的对手，况且满清对于自己早年的屠杀和掠夺，在清朝也并非不能说的禁忌，更没有大笔一挥让李自成替满清背锅的打算。

放过李自成这个几乎统合了北方的大头不栽赃，去污蔑张献忠这个连四川都没控制住的小魔头，显然逻辑上说不通。

第四，从逻辑上说，即便清军屠川属实，恐怕体量也没有张献忠大，屠杀巨量的人口，就算正史隐瞒，也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堵住悠悠众人之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史料翔实，即便清廷不断文字狱，也杀不光有风骨的文人对这样屠杀的记载，可是，为什么单单极少人提到清军屠川？

历史学家吕思勉说：“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

嗜好杀人：张献忠最常说的两个词，一个是“打发”，即杀本人；“收拾”，就是杀尽全家。

张献忠以杀人为乐：杀农民，杀知识分子，两屠成都，屠州县，杀戮士卒，杀大臣，杀女人，杀医僧匠役。

自己杀自己军队，也是张献忠“首创”

手段残忍：“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

有时朝会，张献忠会牵出数十巨硕的大獒下殿，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牵出斩首，名为“天杀”。

张献忠自己新创“小剥皮”的方法，即把活人两背的皮自背沟处分剥，揭至双肩，反披于肩头，手法细腻，鲜血淋漓，但不会伤筋动骨。然后，把这些被剥上身的活人赶出效外，严禁他们的亲人送饭送水，任其躲入古墓荒坟中苟延残喘，慢慢饿痛而死。

此外，张献忠凌迟之刑，必割尽五百刀才能死，数不尽人死，依此法杀掌刑兵士。

滥杀有功，升官进爵：

得男人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官，得女手足四百双者也授“把总”，按杀人数目依次升官。有一贼兵手壮，日杀数百人，立擢为都督。

所以，张献忠灭亡前有公侯大官无数，朱绂皆是血染成。

创新杀人：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背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童烤炙称为“贯戏”。

由于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这和黄巢杀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张献忠的军马也凶性十足。

剁手：只要张献忠有军府衙门的地方，均人掌山积，千里横尸，腐臭盈空。

成都城内的人手作为贼军的报功信物，势如假山，万叠千峰，蔚然壮观。明军曾缴获贼军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本自己注记他所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即一人曾杀一千七百余人！

张献忠屠川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但是，客观的说，张献忠杀尽川人，却是抬举了他。

张献忠倒是想这么干，但是他实际控制的只有成都和附近州县而已，屠整个四川，还是绝无可能的。

城头变幻大王旗，四川的屠杀很多应为清兵所为，1649年满清在四川的一份文告自供：“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饥荒和兵灾，是导致人口大量锐减的主要原因。

由于壮劳力被大量抽调，导致土地大量抛荒，结果“地方残民尽饿死，土地尽荆莽矣”。“贼过如梳，兵过如篦”是明末最好的写照。

所以，真正屠川的，是乱世。战乱和灾害，社会秩序混乱，生产破坏，这才是导致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真相应该是多个军事集团连年混战、天灾、瘟疫、饥饿等多种因素的总合，才使得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使得那些善良而勇敢的四川先民们未能逃过那场因改朝换代而带来的巨大灾难。

在重庆通远门还流传着一首歌谣，唱到，“通远门，锣鼓响，看埋死人”。据传，通远门门外的七星岗则是一片乱坟岗。因为当年张献忠杀人过多，怕扔在江中污染水源，便将人拖出城外埋葬。通远门外七星岗一带由此成为“乱葬岗”。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除了噩梦般的滥杀，没有给任何一个阶层带来好处，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使得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在不间断的战乱中，变得更加残破不堪。

当一个丧失理性的人居于权力之巅时，他所能展示出的只是无比巨大的破坏性。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说中国没有历史，肯定会触动很多人民族自信心这根敏感的神经，我们的史书汗牛充栋，说我们没有历史，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不是泯灭历史自豪感吗？

稍微理性一点看，黑格尔这话显然不是在说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片空白，时空停滞，没有考据学上的那种历史，而是指中国的民族精神没有发展到肯定人的尊严，没有发展出尊重人，敬畏生命的精神。